余秋雨先生：
首先向您致意。您从学术研究中睡眼惺松地出走，骑上散文的毛驴在华夏大地上苦旅，在远离尘嚣的山中南窗下写您的笔记。您不仅跟世纪末的今人对话，也对文化史长廊上安睡的先人追问，行文轻松，下笔万言，挥洒自如，堪称大手笔。但是，您不该扰乱了文化先人的宁静。
如果您不厌烦的话，我想告诉您，对于大著，深者得其深，浅者得其浅，我虽属后者，我很愿意就《山居笔记》初版本进言。
首先，您在命题立意方面似乎不专一，有手挥五弦，目送飞鸿的涣散感。读罢《山居笔记》中的历史题材之作，我有此深刻印象，就说《十万进士》一文，您意在议论古代选拔进士、选拔高级官员举措上的得失，但是为了批判的需要，您把县试选秀才、乡试选举人都纳入大文中，您把唐代诗人王维以及范进，乃至现代文坛上的连秀才也没捞到的孔乙己都拉过来拷问，其实这些善良人都不是参加进士考试的。承您看得起他们，但也冤枉了他们，我真替这些人叫屈。您把古代选拔人才的考试，一无例外地笼统称为科举考试，但您笔下无县试、乡试、会试、殿试的概念，以至第236页上出现了秀才进京城会试的笔误。这个笔误说明您对古代科举的基本概念模糊不清，就随意挥洒写长文，许多古代文化人倒在您残酷横扫的笔下，不明不白、喊冤无地。
其次，您征引的古代典籍作例证，很欠缺逻辑上的说服力。您把杂剧、小说、笔记都当作例证，然后站起来说三道四。第249页上您征引《集异记》的记述，我认为不严肃，也欠说服力，众所周知，这是一本“小说家言”一类的笔记，作为饭后谈资可，作为历史批判的资料则不可。这对唐代诗人王维也是不严肃的。再者仅就这一则关于王维的记述来论，您的复述与原文相差也太远。原文是“维将应举”，就是说王维将参加举人考试，参加乡试。您却理解为进京的会试。原文为“京兆得此生为解头，荣哉”，解头是乡试举人头名，即解元。您却理解为“上报的第一人选”。原文“九公主”是唐睿宗的第九个女儿，与唐玄宗为同母兄妹，她有“力荐”的能耐，但无钦定的权力。您却把她写成召来考官一说“就成了”。王维状元及第在开元十九年（也有说在开元九年），那是以后的喜报呢。举此一例，说明您写作行文粗疏，不够细致。
第三，您笔下随意渲染，以至失实。如果是无心致误，倒可原宥谅之，您是故意为之，“六经注我”，有削足适履之嫌。您讲到唐代诗人杜牧，说他也是依仗太学博士吴武陵的推荐才成为“第五名状元”，这与《唐摭言》《唐才子传》原文出入可谓大矣。原文“大和二年，韦筹榜进士，与厉玄同年。”译意是大和二年（公元828年）杜牧名列韦筹为首的榜上进士，厉玄是他的见证人。吴武陵推荐是有这回事的，但那是在大和二年以前若干年的事儿，原文接下去写道：“初未第，来东都，时主司侍郎崔郾，太学博士吴武陵策蹇进谒。”您不会读不懂“初未第”三字，您故意定在公元“八二八年”，您讨厌过的削足适履却发生在自己身上了。还有状元有五名之说，也是常识性错误。状元是殿试第一之谓，仅此一人。再说殿试是皇帝亲自主持钦定的，崔郾有钦定状元之权限吗？没有的。这早先的一次推荐成功吗？您说“他（崔郾）当即在席间宣布刚才太学博士吴武陵先生送来一个第五名。”是这样吗？《唐摭言》原文是“牧虽屠沽，不能易人。”是说不能换为杜牧了。《唐才子传》卷六也说杜牧“疏旷不拘细行”（疏懒不拘小节）“不敢易也”。总之说，杜牧没有排上号；杜牧进士及第，要等到“大和二年”呢。
第四，您是有写作才华，汨汨滔滔，下笔成文。但是您对典籍中的生花妙笔多不采纳，大文反显得拙讷。譬如吴武陵发现杜牧《阿房宫赋》的经过，原文运用近镜头渲染，很生动，不妨抄下：
“向偶见文士十数辈，扬眉抵掌，共读一卷文书，览之，乃进士杜牧《阿房宫赋》。”
余秋雨没有?译，不知何故。这里的“进士”，乃考生之谓也，余秋雨被这两个字诱发了大文中的严重事故，我为您惋惜。
我写了不少，该搁笔了。我无意泼冷水，恕我直言，共勉而已。正确与否，仅供酌纳。
肃此。即颂
撰安
吴海发 顿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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